2021年 5期 刊出日期: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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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理论与政策
  • 张冲, 胡昊, 丁剑平
    国际金融研究. 0(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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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框架”和中间价管理是2006年以来中国汇率制度的两大特征。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事实篮子货币的选择与中间价管理统一到联立方程模型框架 中,使用分段回归和滚动回归方法,对2009年以来的人民币事实汇率制度演变进行研 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8.11”汇改后,人 民币事实货币篮子中美元权重逐步降至0.5,与其在CFETS货币篮子中的事实权重一 致,欧元和英镑成为人民币事实货币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8-11”汇改后中间价 定价市场供求占比有所反复,篮子汇率因素和逆周期因子是中间价定价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8年后中间价对人民币汇率的引导作用回归中性,取消中间价定价机制已经具 备事实依据。依据结论得到启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中,人民币货币篮子已经优 化到位,未来应该在渐进可控的基础上推进中间价市场化直至取消中间价。
  • 孟宪春, 张屹山
    国际金融研究. 0(5):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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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构建捕捉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联动特征的NK-DSGE模 型,对实体部门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与双支柱调控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实体部门债 务违约在银行渠道传导下会对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系统性影响。特别 地,家庭债务违约引发房价大幅下跌,通过冲击银行资产负债表向企业部门传导,造成 信用萎缩和实体经济衰退;企业债务违约则通过市场出清提升资本投资回报率,促进企 业增加投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应对债务违约对金 融系统的负面冲击时,相比单一货币政策,双支柱调控可以缓解由债务违约引发的房价 下跌和信用收缩;在应对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时,相较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 信贷类工具能够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企业部门的信贷支持,有效协调货币政策,促进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胡欢欢, 刘传明
    国际金融研究. 0(5):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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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取2005—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中国 在2011年以后实施的科技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第一,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政策实施效果随时 间呈递增趋势。第二,通过改变样本区间、样本时间、剔除具有异质性的样本、安慰剂检 验等一系列检验发现,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具有稳健性。第三,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效果 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较明显,西部 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第四,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 在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 环球金融
  • 张明, 刘瑶
    国际金融研究. 0(5):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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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分析一国经常账户恶化是否会加大国内资产价格波动,本文在Obstfeld &RogofF (1996)(简称“OR, 1996”相关模型与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理 论框架,并以G20成员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回归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 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恶化不仅导致 G20成员整体资产价格下跌,而且增强了国内风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其次,经常账户余 额由顺差转为逆差,这一现象对资产价格的负面冲击更为强烈;再次,逆转国经常账户调 整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主要源自贸易渠道,非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 主要源自收益渠道;最后,经常账户恶化对美、中、日、德四大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冲击表 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与时变效应。
  • 杨海珍, 张梦婷, 陈彤, 杨洋
    国际金融研究. 0(5):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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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其价值变动将对全球资产定价及资金流向产生重要影响。现有关于美元周期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缺乏深入、系统的定量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法及Bry-Boschan拐点法将198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一季度划分为三轮美元周期,描述性分析美元周期与全球短期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美元上行周期内,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短期资本净流出规模大幅提高,且极易爆发危机;美元下行周期内,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显著提高,且发达经济体多为该时期危机爆发的源头。随后,本文选取1995—2018年52个经济体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美元周期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及其极端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美元上行周期,美元下行周期内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及非美发达经济体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均显著增加,且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短期资本流动极端波动的概率显著提高。
  • 金融机构研究
  • 邝玉珍, 李秉成
    国际金融研究. 0(5):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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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发展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使用我国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资本劳动比。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中更显著。不同类型银行的作用有所不同,城市商业银行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最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小。本文为理解金融发展如何助力实体企业发展,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银行体系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理论参考。
  • 刘子威, 李雪莲, 薛蕾
    国际金融研究. 0(5):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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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结合杠杆周期理论,通过分析银行业务模式,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了居民、企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约束,深入挖掘了金融冲击的来源。结果发现:第一,资本再分配冲击和信贷风险偏好冲击既是主要的金融冲击,又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二,杠杆率在资本再分配冲击和信贷风险偏好冲击的形成、传播和放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随着杠杆率增加,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仍然存在,但银行的最优化选择及风险决策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波动影响因素。相较于以金融加速器为基础的金融经济周期模型,本文构建的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我国相关经济政策应进一步向微观层面延伸,加强对金融部门的指导,关注银行资本的变化,及时控制金融冲击的传播,重视预期管理,避免对经济波动形成更大的冲击。
  • 金融市场
  • 杨丹丹, 沈悦
    国际金融研究. 0(5):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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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加快、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的背景,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等维度选取2000—2017年月度指标,利用时变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MS-TVTP)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预警。结果发现:跨境资本流动高风险区制内,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和财政赤字率下降会使风险加剧;低风险区制内,上述变量作用方向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流动与股市、楼市的联系不断紧密。由备选指标中先行指标合成的国际和国内因素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区制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国内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从低区制向高区制转换的影响更大,但该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减弱;国际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状态转换的影响自金融危机以后不断增强。运用预警模型对2018—2019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此时期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位于高区制,且从高区制向低区制转换的概率较低。因此,现阶段应从经济基本面出发,关注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加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监管,防范紧缩型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控制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做好跨境资本流动预期引导工作。
  • 李政, 王子美, 刘淇
    国际金融研究. 0(5):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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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LASSO-VAR模型与BK溢出指数方法相结合,首次从频域视角对短期和长期下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主要货币之间汇率溢出效应显著,并且时域下的总溢出主要由短期溢出驱动。同时,与时域和短期相比,长期的总溢出相对稳定,但重大危机事件爆发会使长期总溢出水平急剧上升。第二,发达经济体货币的溢出水平在不同周期下均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但二者的溢入水平比较接近。不同的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溢入水平的波动较小,在不同周期下均表现平稳,而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溢入水平波动较大,特别是其短期波动远大于长期波动,周期性差异明显。第三,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加深等影响下,近年来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联动性增强,但整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净溢出水平始终为负,人民币仍主要扮演净接受者的角色。第四,短期和长期下的汇率溢出网络均存在同区域、同类型经济体相互聚集的特征,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互动关系较少,主要接受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