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测算中国金融跨域支撑网络,考察金融一体化分布情况及演变态势,探究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及影响方式。研究发现：第一,随着时间推移,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部分欠发达省级行政区在金融跨域支撑网络中的嵌入程度有所提升。第二,目前中国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关系,当金融跨域支撑关系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一体化有助于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缩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但其促进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当金融跨域支撑关系处于较高水平时,金融一体化对欠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转为抑制效应,同时对相对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效应。

增强金融韧性是筑牢新时代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以城市金融韧性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总体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两次外部冲击,按冲击发生时间可将样本期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特征明显;我国城市金融韧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在稳定调整阶段差异逐渐缩小,但随着第二次冲击的发生差异开始拉大,区域内差异及超变密度是主要差异来源;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样本期内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因此,在推动金融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应加强区域间金融要素流动,提升区域金融协调能力,以期为加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将行业波动分解为低波动和高波动,分别代表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基于Elastic-Net-VARX模型,在控制国际冲击的影响下,构建了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行业风险溢出网络,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分析中国行业间风险总溢出及方向性溢出水平,并探究各行业上下行风险溢出差异及传染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上下行风险呈现明显的跨行业传染特征,工业是系统中最主要的风险输出者,可选消费是最主要的风险接收者;第二,上下行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下行风险溢出溢入水平高于上行风险,并且上行风险的溢出源头是金融行业,下行风险的溢出源头是实体行业;第三,相较于溢入效应,下行与上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差异更明显,其中,信息技术、通信服务与可选消费行业的下行风险溢出明显高于上行风险,但金融行业的上行风险溢出显著高于下行风险。本文为监管部门准确把握系统性风险传染源头,制定差异化的上下行风险防控措施提供可行建议。

通过构建CGE模型,本文提出了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两大环节”“三个机理”的观点。其中,“两大环节”指传导要经历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两大环节;“三个机理”指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利率预期期限结构、企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及企业的信贷配给状况,进而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三个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通过“两大环节”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效果;二是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的成立,显著减弱了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传导具有独立的效应,说明数字金融对降低金融市场摩擦具有独立功能,但数字金融的不同特征对其作用的发挥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和市场化制度改革需协调推进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提供了经验参考。

资本账户自由化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为全球协同推进碳减排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减排降碳呼声日渐高涨的背景下,本文使用资本账户开放数据库（GKAOPEN）,基于全球188个国家（地区）1999—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资本账户子项开放对实现全球协同碳减排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三点：一是资本账户开放对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邻近地区）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邻近地区（本地区）碳排放量的下降,其中,集合投资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和直接投资市场四个资本账户子项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二是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了绿色技术溢出和绿色资本溢出,为碳减排提供了中介渠道,这一中介作用在集合投资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和直接投资市场等子市场中较为显著。三是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经济关联越密切,资本账户开放的碳减排效应越明显,加强经贸往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实现全球碳减排。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亚洲和美洲等国家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地区,资本账户开放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欧洲或非洲更显著,这些地区在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更容易实现协同减排的目标。本文从各国（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实际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引进绿色技术和绿色资本、丰富碳减排政策工具箱、以开放为契机寻求更多碳减排合作空间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对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200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竞争会恶化银行负债质量,通过存贷协同效应抑制其流动性创造功能。在结构上,数字金融竞争压力会促使银行将传统存贷业务向同业和表外业务转移,加剧流动性创造分化。第二,在商业模式上,数字金融的“挤出效应”会抑制银行网点扩张,“创新效应”会促进手机银行发展,二者共同推进银行向数字化经营转型。在空间上,数字金融会促进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调整,增加其对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融供给。第三,“创新效应”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取决于创新质量。银行的创新数量越多（广度）、技术更新越快（深度）,“创新效应”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越强。从长期来看,高质量创新有助于抵消数字金融冲击的负向影响。

为检验中国工业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化对境外投资者跨境股票基金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2007—2021年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各工业行业的股票基金配置权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无论从各工业行业出口交货值占比这一“量”的角度还是从各工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这一“质”的角度衡量其比较优势变化,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均能够吸引境外投资者提高跨境股票基金配置权重。各工业行业的比较优势变化能够发挥信号作用,影响投资者的行业投资收益预期与行业关注度,进而影响投资者的股票基金配置行为;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法治环境的改善提高了跨境资本配置效率,全球金融风险的上升将抑制跨境资本配置,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具有较强的套汇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加快金融市场建设以及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等建议。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