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通过革命性的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劲支撑。本文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第一,从历史演进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颠覆性生产变革正在通过优化生产要素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点。第二,从技术创新的扩散规律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内部创新驱动效应,提高产品创新速度和工艺改进质量,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现代化产业布局的核心动力。第三,从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外部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全产业链的系统性联动创新,推动生产力实现质态跃迁,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政府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应鼓励产品创新和工艺改进,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打造全产业链联动的创新生态体系,从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实际利率形成中发挥引导作用,LPR改革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市场的九部门金融CGE模型,刻画居民、非金融企业、传统金融机构、政府和国外五部门之间的融资渠道,模拟评估LPR改革对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生产总值、货币流动性和制造业就业水平的影响,验证了LPR改革能够发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LPR改革背景下贷款利率降低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生产总值,能够提高货币流动性;随着LPR改革的推进,制造业行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水平随贷款利率下降呈现增长趋势;长期而言,LPR改革能够加快我国实现“稳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本文基于扩展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视角,对萨伊定律成立的场景及条件进行解析,同时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萨伊定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立。当经济运行在周期范围内,且振幅随时间快速趋近于零时,萨伊定律成立。第二,萨伊定律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成立条件具有共轭性,二者相互补充。第三,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非常接近萨伊定律成立的情况,萨伊定律对现实具有相应的解释力。新形势下萨伊定律的内涵更加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更好地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全球主要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低利率现象,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本文使用国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红利对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导致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调节力度过大而紧缩性货币政策调节力度不足,此结论在使用多期DID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人口红利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增长目标激励下导致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由于科技进步、对外贸易与金融发展的正向调节效应,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对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建议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跨境资本的平稳流动是维护经济与金融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交织的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有效平抑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构建“在险资本流动”模型,将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政策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当前金融环境分析资本流动的尾部风险特征,并进一步研判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和跨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且尾部区域的负相关性表现尤为显著;跨境资本流动面临着尾部风险压力,资本外流初现端倪。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呈现动态波动性,短期内宏观审慎政策显著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而中长期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减弱。为进一步做好金融稳定工作,央行应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流向的跟踪与监测,逐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本文主要研究影子银行规制政策实施、银行理财净值化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利用《资管新规》实施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第一,整体看,影子银行规制将导致高评级信用债信用利差收窄。第二,从机制上看,《资管新规》发布后银行理财运作模式转变,风险偏好降低从而更加偏好于高评级、长久期信用债,导致这些债券信用利差缩小。第三,上述影响存在时变特征,银行理财产品估值方式转变强化了银行避险情绪。在利率上行期会抛售长久期、高评级信用债,扩大这些债券信用利差并加大市场波动;在利率下行期会增加短久期、高评级信用债配置,导致这些债券信用利差收窄。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对于不同债券发行主体和不同交易场所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解释近年来债券市场波动提供了新视角,为系统评估《资管新规》的影响,认识和分析银行理财行为及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提供参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企业行为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识。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背景,本文构建2007—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境外债券发行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在境外债券发行过程中降低发行定价。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风险缓释效应,通过获得市场关注及提升内控质量,显著降低境外债券发行利差。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缓释效应主要体现在风险较高的债券样本中。当发行人非国有、主体评级较低、高管无海外经历,承销团中没有或有较少外资承销商参与,以及境外债券信用评级较低、非交叉上市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境外债券发行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随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高速发展,中国数字服务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本文使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提供的企业信息,较为精准地识别出中国“从事数字服务贸易”的企业信息,并匹配进口数据。本文发现：国际数字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将产生显著的竞争效应,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设备进口;研发投入高的企业进口的数字设备产品更少,表明进口与研发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研发约束与研发替代存在反向关系,表明研发约束使企业选择设备进口作为替代,而研发成本的提高,使得该替代效应明显减弱。本文识别出从事数字服务贸易的具体企业,并利用该数据验证服务企业面临进口竞争时的决策,为数字服务贸易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