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情绪对跨境资本流动有着重要影响,外汇管理部门实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时需关注“中国经济”的国际舆论情绪。本文通过RavenPack数据库的国际舆论情绪数据,深入分析国际舆论情绪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国际舆论情绪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效果有显著影响,悲观的国际舆论情绪不利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调控目标的实现。第二,加强与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能更好地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其中,财政政策可通过化解经济结构的问题来改善舆论情绪的不利影响,货币政策不能显著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效果。第三,政策沟通取向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调控方向越一致,越能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在沟通中强化政策信息的披露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本文的研究从国际舆论情绪管理的视角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提供参考。

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会加剧经济波动,削弱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生产网络在货币政策冲击向行业产出传导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差异性影响。首先,采用高频识别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给出货币政策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导的初步证据;随后,构建包含价格黏性的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导的机制,并扩展至动态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生产网络是货币政策冲击向行业产出传导的重要渠道,控制行业内部需求后网络效应更加突出;第二,货币政策冲击通过成本渠道沿生产网络从上游向下游行业传导,也通过需求渠道从下游向上游行业传导,增强了对行业产出的影响;第三,货币政策冲击的网络效应随中间品强度增加而增强,且生产网络中的核心行业受网络效应影响更为显著。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生产分工面临重大挑战。本文基于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OECD-ICIO）测算1995—2020年76个经济体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考察地缘政治风险冲击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平均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均值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将通过贸易摩擦、进出口规模,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推动全球价值链生产阶段向链条两端移动。具体地,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显著降低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全球价值链生产阶段不但向最终产品消费部门靠近,而且向初始生产要素投入部门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率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全球价值链位置受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的影响越小。本文结论有助于充分认识地缘政治风险的经济后果,厘清地缘政治风险冲击对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作用机制,对增强经济体韧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全球35个主要经济体2004—2019年数据,基于跨境资本异常流动视角,考察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差异问题。研究发现：当经济体处于跨境资本流动异常,特别是流入异常情形下,实施浮动汇率制会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跨境资本流动异常背景下浮动汇率制“稳定器”作用失效的机制在于,此时经济体本身汇率已发生剧烈变化,若经济体再利用汇率波动去吸收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只会加剧投资者恐慌情绪,冲击宏观经济稳定,故经济体只能选择跟随美联储利率变动,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异常情形下实施浮动汇率制经济体在资本管制程度较低与全球低风险时期,依旧可以借助汇率波动来吸收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拥有较高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外围经济体面临跨境资本流入急停时,浮动汇率制“稳定器”功能失效。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阶段,金融力量必不可少。其中,金融科技作为银行数字化运营的新兴手段,其对传统金融体系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此,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捕捉银行专利文本语义及语义相似度来测算金融科技指数,并使用三阶段SP-DEA动态分析模型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实证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显著推动了借款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表现为关键技术突破和绿色低碳转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配置优化、人力资源匹配和绿色偏好激励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小民营企业、管理层具有环保经历和金融背景的企业,以及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和新质发展动力较强的地区,金融科技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力度更大。进一步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主权ESG是反映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本文首次分析了其作用于实际汇率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通过构建实际汇率的随机贴现因子决定模型,本文提出了“类宾大效应”理论假说：经济体主权ESG表现的改善会通过生产率、政府支出、有效投资以及风险缓冲等机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但其效果与可持续发展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程度有关,与经济增长影响实际汇率的“宾大效应”相类似又有所区别。本文随后采用81个国家2000—202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主权ESG指数,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

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制裁力度,对我国企业用人决策和就业市场稳定产生冲击。本文系统识别出受到制裁影响的国内上市公司,并从企业雇佣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美国制裁冲击对我国企业用工情况的综合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裁冲击虽然会通过加剧融资困境、压缩海外业务和提升雇佣成本使企业缩减雇佣规模,但较强的企业自身竞争力和较高的政府扶持力度可以有效缓解因制裁冲击所引发的劳动雇佣规模缩减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制裁冲击也存在客观上的倒逼效应,促使企业升级雇佣结构,具体表现为提高了高学历和技术人员比例。本文丰富了对制裁冲击影响的认识,有效启发企业、市场及政府机构如何应对经济制裁,防微杜渐,减少其对就业形势的不利影响。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对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企业异地并购这一重要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入手,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与A股上市企业异地并购数据,构建城市-城市对和企业-城市对层面的面板数据,探究被并购方所处城市信用环境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被并购方所处城市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被异地企业并购的概率和数量,且此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跨省并购和非国有企业并购中被并购方所处城市信用环境对企业并购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交易成本和提高并购绩效是促进企业异地并购的主要机制。本文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资本自主有序流动,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