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金融实践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全球拓展的逻辑延伸,在培育打造六个关键核心要素中应贯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现代金融体系由六个子体系构成,在构建中应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赋能于提高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金融机构一味追求利润,就可能使一些亟须发展但又缺乏眼前盈利条件的项目、产业和区域难以得到金融（尤其是资金）的持续支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我国深度老龄化日益严峻,老年人养老保障需求快速上升。本文构建“自我保障能力—代际支持能力—制度保障能力”综合框架,分析总体养老保障的差异。研究发现,家庭资产、子女收入与养老金待遇呈显著的弹性关系,制度性养老保障倾向于高自我保障和高代际支持能力的老年人。联合分布分析显示,老年人群体养老保障能力存在两极分化风险。养老金下限调整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养老金下限提高到750元/（人·月）可大幅降低老年人贫困脆弱性并缩小养老金差距。因此,需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养老金融产品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困境老年人保障能力,实现更加公平的养老保障。

黄金兼具商品、货币及金融等多重属性,被视为良好的“避风港”资产,因此在国际储备和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利用考虑汇率的价格发现模型,通过比较我国上海黄金市场与国际黄金市场的信息份额,提供了高频数据下国内外黄金市场定价效率的经验证据。结果表明,国内黄金现货市场定价效率仍低于国外市场,但期货市场定价效率比国外市场略高,这表明我国黄金市场定价效率有所提升。本文进一步发现,自2022年以来汇率对黄金现货市场的影响明显增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准确研判以黄金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定价能力提供借鉴参考。

本文选取全球GDP排名前20国家的股指数据,利用LASSO分位数回归方法构建全球尾部风险溢出网络;在此基础上,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全球投入产出关联网络,从生产网络视角剖析国家间尾部风险溢出的驱动因素,并结合前向投入产出关联指标与后向投入产出关联指标探究尾部风险的主要传导方向。研究表明：第一,全球尾部风险交织,任一国家均受到其他国家尾部风险溢出的影响。第二,投入产出关联是尾部风险跨国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结论在全样本时期、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时期、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均成立。第三,国家尾部风险主要依托产业链由上游国家向下游国家传导,这一特征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时期进一步加强,但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尾部风险主要传导方向发生逆转。第四,两国收益相关性越高、溢入国自身风险水平越高,两国间的尾部风险溢出越强,这一结论在全样本时期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时期均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选取2012—2023年中国290家商业银行年度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双支柱”调控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开放对“双支柱”调控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宽松货币政策会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搭配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效应,实现“双支柱”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调控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第二,“双支柱”政策通过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信贷顺周期性的双重抑制作用以及对银行拨备前瞻性的提升作用来减弱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效应。第三,金融开放度提高会削弱“双支柱”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调控效果,该削弱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实性金融开放维度。第四,“双支柱”政策对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高评级银行的调控效果更为明显。第五,相对于负债端与表外类,“双支柱”政策对银行资产端与表内的流动性创造调控效果更为明显;相较于搭配资本型和流动性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果在搭配贷款型宏观审慎政策时更为明显。该成果将为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本文构建业务多元化条件下的银行最优经营决策模型,并利用我国2007—2023年424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结合HP滤波、SYSGMM、DID等方法,深入研究了多元化经营对银行风险及其周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多元化经营是银行的“风险放大器”,能够显著提升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第二,从具体方向来看,交易性业务显著提升了银行风险,但手续费及佣金业务等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从周期性视角来看,多元化经营是“周期稳定器”,能够显著削弱银行风险的周期性特征;第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银行净息差收窄,多元化经营对银行风险及其周期性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第五,多元化经营的“风险放大器”作用在资产规模较小、管理效率较低和信贷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中更加明显,而“周期稳定器”作用则在资产规模较大、管理效率较高以及信贷资产质量较优的银行中更加明显。本研究对于促进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以及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聚焦人民币作为跨境金融投资货币的使用,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1990—2023年48个国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距离对跨境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跨境人民币资产投资的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第一,政治距离扩大会显著抑制他国经济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第二,政治距离对跨境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政治距离的负向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未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较低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与美国政治关系紧密的国家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显著。第三,政治距离扩大抑制他国人民币资产配置的主要机制是汇率波动加剧、价值链合作度减弱和文化融合度降低。第四,FTA的签署及水平深化可以负向调节政治距离扩大对他国人民币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第五,跨境人民币资产投资存在转移效应,当一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政治距离扩大时,该国经济主体将增加配置人民币资产。因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应加强双边、多边政治对话与合作,着力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积极开展民间外交,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动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推进FTA谈判与水平深化。

本文基于2001—2023年79个母国对172个东道国的双边证券投资头寸数据,就金融监管合作对跨国证券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两国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关系显著扩大了双边跨国证券投资规模,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关系通过提高合作国之间的市场透明度、降低投资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推进规制融合促进双边跨国证券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资本类型为债权资本、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或制度质量差距较大时,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关系带来的投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金融监管合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合作国之间的证券投资稳定性,其对跨国证券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金融周期收缩阶段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强等全球性冲击下仍保持相当韧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强化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