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已有多篇论著讲述国际金融学说的发展历程,但仍存在若干重要问题未解答,本文试图回答五个相关问题：第一,与当前理论发展具有传承关系的国际金融学说初生于何时何地?第二,在国际金融学说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理论是如何形成的?第三,为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只字未提休谟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理论?第四,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何忽略国际收支平衡相关研究?第五,为何认为国际金融研究在20世纪初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统筹开放与安全是新时期织密织牢金融安全网、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本文综合使用混频分层动态因子模型与模态分解技术,实现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混频测度,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利用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追溯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短期与中长期主要风险因素,进一步检验安全维护和风险防控双重目标下“双支柱”政策框架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随着高水平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宏观金融主权与金融体系抵御韧性的中长期表现稳步向好,总体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服务能力呈现小幅波动态势。第二,输入性通胀冲击对总体金融安全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更为显著,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威胁宏观金融稳定、宏观金融主权、金融体系服务能力与抵御韧性的中长期主要风险因素。第三,“双支柱”政策调控有助于维护金融安全,其中,宏观审慎政策在提升总体金融安全与宏观金融主权等方面的调控效果相对较好,货币政策更适合平抑主要风险因素的短期负面影响。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本文利用CHFS面板数据探究了中国家庭合理负债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家庭合理负债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机制检验发现,合理负债可以通过促进低收入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的经营性收入进而显著降低家庭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合理负债对收入不平等的降低作用在低受教育程度、户主为风险偏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样本家庭中更为显著;且家庭合理负债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降低作用仅在有房产的样本家庭中显著。此外,通过拓展分析发现,与没有负债以及合理负债的家庭相比,过度负债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并且当家庭已经面临财务脆弱性问题时,负债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加剧家庭收入不平等。本文为鼓励居民家庭通过合理负债降低收入不平等、严防家庭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投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金融的产生及发展可能会对资本流动产生新的影响。本文选取中国2008—2022年221个城市样本,探讨科技金融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显著促进区域资本流入。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金融通过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区域金融风险,发挥对资本流入的“撬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市场科技金融,公共科技金融对区域资本流入的促进作用更强;科技金融对区域资本流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城市群效应,而省际边界效应不明显。此外,在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科技金融对区域资本流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从金融视角拓展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深化对科技金融增值效应的理解,为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在金融周期下行和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如何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修复宏观经济、防范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共振,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本文基于2002年1月—2023年12月经济金融数据,测度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风险溢出水平的持续影响,并进行金融周期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评估“三支柱”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经济增长持续下降以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风险溢出水平持续上升,该负面冲击作用在金融下行周期更加明显。“三支柱”政策评估结果表明,在2019—2023年金融下行周期,相较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扩张的支出型财政政策具有更加显著的“稳增长”与“防风险”效应,可以抑制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金融周期下行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具体建议,为提振经济和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208家商业银行样本,实证检验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零售贷款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零售贷款业务发展,且这种赋能效应会因银行规模、网点数量以及客户对金融科技接受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商业银行获客能力、运营能力和风控能力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零售贷款结构和提升零售贷款收益率。本研究对商业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零售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汇率传递因素引入小国开放DSGE模型,研究其对中央银行政策选择的影响。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货币政策同时承担着稳定经济与稳定汇率的职能。模拟分析表明,汇率传递主要通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通过比较汇率不完全传递条件下多种政策安排的调控效应,本文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盯住名义汇率的货币政策由于承担着“多目标”压力,将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传统货币政策搭配盯住名义汇率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政策能缓解这一压力。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提升宏观审慎力度能够减少各种外生冲击下的社会福利损失,但边际福利改善效应逐渐减弱。汇率传递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则与外生冲击的性质密切相关,在直接影响汇率波动的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政策能够产生相对最优的社会福利结果,其对社会福利的改善效应随着汇率传递水平提高而增强。中央银行需要根据外生冲击的性质选择是否采取“双支柱”调控政策。

知识产权质押能引导金融机构为实体企业贷款,解决部分企业因缺少实质抵押担保物而带来的融资难问题。本文手动匹配2011—2022年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Tobit回归模型考察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主要表现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增加以及创新效率的提高。第二,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了创新意愿,并且没有发生对创新绩效的实质性挤出。第三,低融资约束企业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获益更多,并且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非发明专利的创新产出,在规模较小、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及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样本中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结果在采用工具变量、PSM检验、滞后期和模型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丰富知识产权质押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为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提供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