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作为中央银行进行预期管理的重要工具,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6—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沟通文本,构建了货币政策沟通指数与经济形势沟通指数,并使用TVP-VAR模型比较了两种沟通方式的动态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两种沟通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一,货币政策沟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长期持续性,而经济形势沟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弱。第二,货币政策沟通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随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而减弱;而经济形势沟通主要在短期发挥作用,且受政策框架转型约束较小。第三,货币政策沟通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而经济形势沟通传递利好信息对国际资本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机制分析表明,两种沟通方式均能通过信用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与经济预期渠道传导,且信用渠道和经济预期渠道主要在短期发挥作用;此外,货币政策沟通还可以通过利率渠道和政策不确定性渠道发挥作用。本文揭示了央行货币政策沟通与经济形势沟通对宏观经济的差异化影响,为央行构建动态协同沟通框架、提升预期管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房股双核心”的资产结构及高债务特征,构建了一个涵盖金融不确定性、家庭资产配置和债务异质性的分析框架,探究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对消费的传导机制。本文以中国宏微观层面的典型事实和实证分析为依据,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出“金融不确定性—资产配置调整—债务约束分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不仅改变了家庭资产在股票与房产间的配置比例,还通过家庭债务水平的差异引发消费行为的分化。无债务家庭能够依靠房产增值实现消费平滑,而有债务家庭因受到房贷的刚性支出和流动性约束,消费受到显著抑制。金融加速器机制强化了家庭债务异质性下的资产配置调整差异与消费行为分化,这也解释了2021年前“房价高涨伴随家庭升杠杆、抑消费”与2021年后“房地产市场调整伴随家庭降杠杆、抑消费”的现象。

分析汇率传递的影响因素是确定经济变量对汇率变动反应程度的前提和关键。既有研究指出,计价货币与汇率制度对一国汇率传递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两方面检验计价货币、汇率制度与汇率传递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考虑汇率制度如何影响汇率传递水平;另一方面,研究汇率制度对不同计价货币在汇率传递中作用的影响。本文从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双向视角展开研究。一是基于2000—2022年日本进口数据的研究表明,向日本出口的国家或地区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时其汇率传递水平更低,日元计价在汇率传递中的作用提高,而美元计价在汇率传递中的作用降低。二是基于2007—2019年全球进口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进口汇率传递水平更高,美元计价在汇率传递中的作用受到抑制,甚至出现反向影响。本文从新的视角加深对汇率传递机制的理解,为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下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汇率频繁且剧烈波动不仅会加剧市场预期分化,其引发的汇率预期变动也会影响企业管理层的决策,进而对企业的融资方式与融资结构产生影响。本文基于2007—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探究汇率预期变动对企业海外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预期变动通过弱化企业在国际国内利差中寻求收益的“套息交易”动机以及强化企业规避汇兑损失与融资摩擦的“成本节约”动机,抑制企业的海外融资行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干扰、工具变量回归、准自然实验以及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汇率预期变动对企业海外融资的抑制效应在汇率升值预期、自身营运风险较低以及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因此,稳定汇率预期并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与安全水平,而且对于提升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并壮大境外耐心资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文章以2011—2023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境外耐心资本持股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制度型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境外耐心资本持股会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该影响主要来自机构类境外耐心资本。机制检验发现,境外耐心资本持股会通过“资金+技术+治理”的资源供给模式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三元赋能”;制度型开放能够增强境外耐心资本持股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境外耐心资本持股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仅存在于高新技术企业、高竞争行业、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地区和宏观审慎严监管时期。文章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视角,对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并以此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构建了资本和流动性双重视角下的银行关联网络模型,对房地产信贷冲击下的银行体系风险进行系统测算并揭示风险的潜在生成机理,测算银行系统脆弱性和系统重要性指标,阐释房地产风险可能的跨区域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政策的效果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信贷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随着冲击增大呈现“风险缓释→风险扩散”的双阶段特征,即在小冲击下,银行体系能够吸收冲击对资本和流动性的影响;当冲击超过安全边界,风险在银行体系内呈现扩散趋势。我国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处于风险缓释区间,且远低于安全边界,不会引发银行系统性风险。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的“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政策能够有效遏制风险传染,扩大房地产信贷冲击安全边界,发挥对系统性风险的缓释作用。

投贷联动模式作为科技金融的重要创新,能够以银行“信贷投放”与投资机构“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持续性融资支持。本文选取文本分析法构造企业采用投贷联动模式融资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投贷联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贷联动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贷联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两个渠道,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在“更早阶段、更小规模”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研究为加快推进投贷联动工作提供了实证参考,对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2018年颁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旨在规范金融业务、遏制资金空转并引导金融资源回归实体经济,但该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尚缺乏微观层面的系统证据。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出发,采用2013—2023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探讨了《资管新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越明显。该政策效应通过压缩金融资产规模与加剧融资约束传导。异质性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更完整的企业及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当企业投资于发展中经济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度距离较近的国家或选择绿地投资模式时,政策产生的约束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资管新规》在防范风险和推动资金回归实体的同时,也在短期内给企业国际化进程造成一定约束,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金融监管与对外开放之间寻求更有效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