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3期　刊出日期：202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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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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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循环”联动对稳外资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ual Circulation” Linkage on the Stabi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史恩义,李醇,于童

  国际金融研究. 0(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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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循环”联动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结合,对于稳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双循环”联动有助于从供给侧降低外资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同时从需求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提高外资稳定性。实证检验发现：“双循环”联动能显著提高外资稳定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及城市层级能够对“双循环”联动的外资稳定效应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双循环”联动通过实现消费升级对稳定FDI产生影响。因此,要推动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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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行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US Monetary Policy on the Chinese Indus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Network

  余静文,沈妤恬

  国际金融研究. 0(3):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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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不断细分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引起金融风险在地域间的扩散。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本文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下沪深A股上市企业中39个行业的股票市场表现,分析冲击对我国各行业的总体效应,并基于生产网络视角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总体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生产网络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股市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40%以上来源于生产网络效应;不同行业在生产网络传导链条中的表现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以由行业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度解释;微观层面,拥有美国子公司的中国企业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向国内传导的纽带。本研究为外部冲击的生产网络传导渠道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金融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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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金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Digital Finance and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孙红燕,崔婉琴

  国际金融研究. 0(3):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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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二十国集团2016年通过的升级版《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数字金融获取和使用两个维度构建跨国数字金融指数,探索数字金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数字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第二,数字金融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倒U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产生U型影响,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负面影响;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正面影响。第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金融开放和货币供应量强化了数字金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数字金融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以及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供参考。
环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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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能否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来自证券类资本流动的证据
  Can Capital Controls in Emerging Marketing Economies Mitigate Shocks from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Evidence from Portfolio Capital Flows

  彭红枫,马世群,封超

  国际金融研究. 0(3):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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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间双边证券类资本双向流动数据,系统考察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对双边证券类资本双向流动的作用效果及特征,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政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间的搭配效果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间资本管制政策的跨国协调作用。结果发现：第一,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管制收紧会加剧其证券类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资本流入管制会抑制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证券类资本,上述现象在资本大规模流动时期更显著。第二,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有效性与全球金融周期相关。当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水平较低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双向资本管制均有效;当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水平较高时,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失效。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可逆向调节实施资本管制时其证券类资本的流动变化,发挥资本流动缓冲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收紧能够显著提升其资本管制效果。第四,新兴市场经济体间加强资本管制政策的跨国协调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券类资本跨境流动管理难度,提升资本管制政策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更精准有效地防控证券类资本跨境流动,合理实施资本管制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金融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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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能否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基于国际清算银行调查数据的分析
  Can Offshore RMB Clearing Banks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RMB Foreign Exchange Market?—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沈悦,周奇锋

  国际金融研究. 0(3):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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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国际清算银行2010—2022年三年一次的调查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能否以及如何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研究发现：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设立以后,东道国和地区人民币外汇交易份额显著增加,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能够发挥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人民币投融资功能的增强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缓解是清算行发挥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清算行仅显著提升了即期交易份额,对外汇掉期、远期和期权等其他产品的交易份额影响不明显;清算行对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培育作用仅限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和优化清算行布局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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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目标下低碳转型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效应*——来自我国上市银行的压力测试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n Bank Risk under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Stress Testing Evidence from Listed Banks in China

  连飞,吴寒冰,周国富

  国际金融研究. 0(3):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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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先对碳中和目标下低碳转型对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进行定性分析,然后以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核心构建低碳转型风险因子,基于我国上市银行2007—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压力测试,评估低碳转型压力因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转型呈现出明显的“资产搁浅”效应,是银行风险的冲击来源;随着企业资产损失的上升,低碳转型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加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压力测试表明：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假设情景下的压力测试结果均比现实数据数值高;在假设情景的中、重度冲击下,低碳转型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比轻度冲击更显著;大型商业银行的低碳转型风险较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比大型商业银行更大的低碳转型风险,低碳转型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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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洗钱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on Cross-Border Capital Inflows: A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李知睿,李羡,陈波,计飞

  国际金融研究. 0(3):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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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发展带来跨境资本流入加速扩张,跨境交易中滋生的洗钱犯罪将对国家的投资声誉和金融秩序构成威胁,一国反洗钱（AML）监管系统有效性在完善洗钱治理和吸引外资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基于179个国家2011—2020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金融发展条件下AML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入的门槛效应及影响渠道,发现AML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入存在正向门槛效应,且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门槛时效应显著。影响渠道分析表明,AML监管通过制度质量和通信基础设施两条渠道正向影响跨境资本流入,但仅对低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区间的国家作用显著,对高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区间的国家效果有限。中国应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完善AML治理体系,平衡AML通信基础设施的“双刃剑”作用,加强国际协同洗钱治理,监测、引导跨境资金健康、有序流动。
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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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沟通的企业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n Corporate Risk-Taking

  蒋海,孙娜,王梓峰

  国际金融研究. 0(3):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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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沟通作为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可通过“信号效应”直接影响企业预期,从而对实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央行沟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央行沟通释放的乐观情绪信号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会受到央行“言行不一”的抑制作用及高政策透明度的促进作用的影响。另外,区分正常时期及危机时期后分析发现,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央行沟通文本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不再具有U型关系,而是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沟通的预期管理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