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2期　刊出日期：202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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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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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开放下的中国外汇政策选择：两次美联储“放水”应对的比较研究^*

  管涛, 刘立品, 殷高峰

  国际金融研究. 0(2):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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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对2008年、2020年美联储先后两次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外汇政策完成了从数量出清（外汇干预或者资本管制）向价格出清（汇率浮动）的转变。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外汇政策转变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大幅减小,汇率弹性增加不会威胁国内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亦不会掣肘国内货币政策,这正是中国外汇政策应对手段转变的底气所在。为巩固上述成果,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经济金融指标监测,同时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体制保障。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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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尹志超, 王天娇, 栗传政

  国际金融研究. 0(2):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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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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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温兴春, 闫歆玙

  国际金融研究. 0(2):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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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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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证据

  田利辉, 李政, 李鑫

  国际金融研究. 0(2):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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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数字化发展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世界银行数据考察数字化如何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扩大出口三个渠道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数字红利。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机制分析表明：第一,数字化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数字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力总需求;但主要提升高技能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增加对高学历群体的劳动力需求;第三,数字化能够扩大出口贸易,企业拥有网站和使用电子邮件等数字化工具有助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开展对外技术援助有效推动了信息技术和知识外溢,显著推动溢入国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环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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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条件冲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基于53个国家的SVAR分析

  胡羽珊, 张鹏龙

  国际金融研究. 0(2):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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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加强和推进南南合作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以1980—2020年53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探究贸易条件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虽然同属于支出法GDP核算体系,但生产端GDP与支出端GDP在核算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时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不同;第二,支出端GDP核算方法与宏观调控政策可以更好地解释贸易条件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将解释程度从已有文献的10%提升至40%;第三,发展中国家多采用加剧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法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因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汇率稳定双重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本文从核算方法视角解释了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为加强南南合作以期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参考。
金融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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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竞争、金融创新与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承担^*

  胡利琴, 王艺, 甘伊冉

  国际金融研究. 0(2):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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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理论角度构建了市场竞争、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的统一分析框架,发现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依赖于市场竞争度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上市金融机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低竞争阶段金融创新会提高系统性风险,中等竞争阶段则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抑制作用,而随着竞争达到较高阶段,银行业创新与证券业创新带来的风险效应出现分化。为了揭示背后的风险作用机制,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金融创新在产品、服务、技术三个维度的子指标,进一步实证发现证券业的风险抑制效应源于产品、服务与技术三者的共同作用,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积聚与影子银行产品的复杂嵌套及金融科技的过度运用有关。因此,本文认为,各金融机构应主动结合自身优势,稳步推进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同时注意技术的引入应与自身发展条件相适应,强调技术风险的防范。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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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股票和债券市场风险的影响分析^*

  李沁傲, 韩复龄, 方意

  国际金融研究. 0(2):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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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纳入较为全面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考虑股票、债券市场之间关联关系的基础上,探究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引致的直接冲击和间接溢出如何影响股票、债券市场风险,并进行相应的机制检验和政策异质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出台之后,在直接冲击和间接溢出的共同影响下,股票市场风险在一个月内下降9%,债券市场风险在0~2周内上升53%。第二,政策通过提高投资者理性水平降低股票市场风险,通过加强内外联动提高债券市场风险。上述实证结果支持资本市场开放对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的“两面性”。政策带来的直接冲击对股票、债券市场风险变化起主导作用,间接溢出方向与直接冲击相反。上述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间接溢出分别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抵消约31%、10%的直接冲击影响。第三,直接影响股票市场的政策对股票市场风险造成负向直接冲击,对债券市场风险造成负向间接溢出;直接影响债券市场的政策对债券市场风险造成正向直接冲击,对股票市场风险造成正向间接溢出。
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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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制改革的溢出效应^*——基于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证据

  彭涛, 李志刚, 王俊, 朱冠平

  国际金融研究. 0(2):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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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注册制在成熟市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能否适用于新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本文利用注册制首次在我国科创板试点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0年进行首轮融资的7715个初创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核准制,注册制实施后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金额增加,融资时间提前;注册制改革通过提高风险投资之间的竞争强度,促进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强或者风险投资的相关投资经验更多时,注册制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影响更显著;注册制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首轮融资的上述影响能够持续传导至后续轮次融资直至企业公开上市。本文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能够显著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