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产业政策赋能金融服务有助于释放实体经济活力。本文采用2007—2020年1317家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梳理“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实施期间进入退出行业相关信息,将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精准匹配,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产业政策对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东部地区非金融上市公司影子银行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对中西部非国有上市公司影响较小;产业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地方基建类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子银行化程度。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攀升促使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变化,在产业政策作用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绿色公募基金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然而目前其环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证实。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绿色公募基金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公募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碳排放量来改善环境绩效,但无法显著影响企业碳排放强度。克服内生性问题并排除竞争性假设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与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相比,绿色公募基金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的一般作用机制,以及股东积极主义和退出威胁的特殊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公募基金的积极影响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和初创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产业的市场激励机制分析做了有益补充,为我国推动绿色公募基金的设立与投资提供了参考。

本文从出口结构和技术创新两种渠道,建立人民币跨境结算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14个细分行业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效应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结算通过推动出口结构上游化和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并且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基于研究结果,建议进一步深化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并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相结合,以促进中国制造业由“大而不强”向“强而优”的战略转变,并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至更高位置。

本文基于银行博弈视角研究资管新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资管新规有效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占比越大,风险承担水平下降越显著。相比于高流动性或地方性银行,低流动性或全国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资管新规通过杠杆率渠道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通过存款利率渠道结构性地提升地方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资产证券化中介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会导致银行提升企业贷款占比与信用贷款占比。

随着对外金融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的金融稳定容易受到国外监管政策冲击的影响。本文选取与中国金融关联密切的14个经济体的即时交易对手方数据,筛选出跨境信贷接受国仅为中国的数据,利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普遍推行宏观审慎政策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与中国金融关联密切经济体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来源国（地区）收紧宏观审慎政策会提高我国的金融风险水平,在经过连续性检验、改变带宽和断点等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不变。机制分析方面,外部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跨境信贷再分配效应提高中国的金融风险水平。异质性分析方面,与中国金融关联密切经济体的经济水平越高,其宏观审慎政策变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越大。本文研究有助于我国防范国外监管政策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21年全球95个国家的碳排放数据,采用PSM-加权DID模型,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考察全球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本文发现,全球范围内碳市场的设立能够显著降低相应经济体约18.2%的碳排放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全球碳市场的减排效应,发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在不同经济体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中,政府干预更有效地促进了碳减排;发达经济体则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具有更好的碳减排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均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优化。本文旨在助力全球碳市场加强区域合作,为各国政府在碳相关领域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自然利率是当前各国货币政策讨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基于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本文估算了我国的自然利率并回应了近年来国外学者有关自然利率的三点质疑。研究发现：一是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框架无关,不同货币数量和价格权重下估算的自然利率走势基本一致。二是自然利率能够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自然利率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先行性指标,能够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三是充分考虑经济特征可以更好地估算自然利率水平。本文在传统状态空间模型基础上考虑了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一修正更符合我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典型特征,估计得到的自然利率水平也更具有参考意义。

当前,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已成为推动新经济时代的重要力量。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核心理论的演变,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几个关键方向。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作为通用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显著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第二,消费互联网通过创新支付方式和服务模式,深刻影响了需求端和供给端,在推动传统行业转型的同时催生了新型服务业态;第三,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引擎,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和新价值创造。未来,需要深化数字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探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路径,并优化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以应对新时代的复杂挑战。

随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高速发展,中国数字服务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本文使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提供的企业信息,较为精准地识别出中国“从事数字服务贸易”的企业信息,并匹配进口数据。本文发现：国际数字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将产生显著的竞争效应,促进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设备进口;研发投入高的企业进口的数字设备产品更少,表明进口与研发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研发约束与研发替代存在反向关系,表明研发约束使企业选择设备进口作为替代,而研发成本的提高,使得该替代效应明显减弱。本文识别出从事数字服务贸易的具体企业,并利用该数据验证服务企业面临进口竞争时的决策,为数字服务贸易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企业行为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识。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背景,本文构建2007—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境外债券发行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在境外债券发行过程中降低发行定价。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风险缓释效应,通过获得市场关注及提升内控质量,显著降低境外债券发行利差。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缓释效应主要体现在风险较高的债券样本中。当发行人非国有、主体评级较低、高管无海外经历,承销团中没有或有较少外资承销商参与,以及境外债券信用评级较低、非交叉上市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境外债券发行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主要研究影子银行规制政策实施、银行理财净值化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利用《资管新规》实施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第一,整体看,影子银行规制将导致高评级信用债信用利差收窄。第二,从机制上看,《资管新规》发布后银行理财运作模式转变,风险偏好降低从而更加偏好于高评级、长久期信用债,导致这些债券信用利差缩小。第三,上述影响存在时变特征,银行理财产品估值方式转变强化了银行避险情绪。在利率上行期会抛售长久期、高评级信用债,扩大这些债券信用利差并加大市场波动;在利率下行期会增加短久期、高评级信用债配置,导致这些债券信用利差收窄。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对于不同债券发行主体和不同交易场所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解释近年来债券市场波动提供了新视角,为系统评估《资管新规》的影响,认识和分析银行理财行为及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提供参考。

跨境资本的平稳流动是维护经济与金融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交织的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有效平抑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构建“在险资本流动”模型,将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审慎政策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当前金融环境分析资本流动的尾部风险特征,并进一步研判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和跨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且尾部区域的负相关性表现尤为显著;跨境资本流动面临着尾部风险压力,资本外流初现端倪。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呈现动态波动性,短期内宏观审慎政策显著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而中长期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减弱。为进一步做好金融稳定工作,央行应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流向的跟踪与监测,逐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基于全球主要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低利率现象,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本文使用国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红利对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导致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调节力度过大而紧缩性货币政策调节力度不足,此结论在使用多期DID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人口红利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增长目标激励下导致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由于科技进步、对外贸易与金融发展的正向调节效应,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对货币政策力度非对称性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建议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本文基于扩展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视角,对萨伊定律成立的场景及条件进行解析,同时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萨伊定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立。当经济运行在周期范围内,且振幅随时间快速趋近于零时,萨伊定律成立。第二,萨伊定律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成立条件具有共轭性,二者相互补充。第三,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非常接近萨伊定律成立的情况,萨伊定律对现实具有相应的解释力。新形势下萨伊定律的内涵更加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更好地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有参考价值。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实际利率形成中发挥引导作用,LPR改革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市场的九部门金融CGE模型,刻画居民、非金融企业、传统金融机构、政府和国外五部门之间的融资渠道,模拟评估LPR改革对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生产总值、货币流动性和制造业就业水平的影响,验证了LPR改革能够发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LPR改革背景下贷款利率降低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生产总值,能够提高货币流动性;随着LPR改革的推进,制造业行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水平随贷款利率下降呈现增长趋势;长期而言,LPR改革能够加快我国实现“稳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通过革命性的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劲支撑。本文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第一,从历史演进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颠覆性生产变革正在通过优化生产要素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方式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点。第二,从技术创新的扩散规律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内部创新驱动效应,提高产品创新速度和工艺改进质量,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现代化产业布局的核心动力。第三,从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外部创新溢出效应带动全产业链的系统性联动创新,推动生产力实现质态跃迁,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政府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应鼓励产品创新和工艺改进,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打造全产业链联动的创新生态体系,从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央行沟通作为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可通过“信号效应”直接影响企业预期,从而对实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央行沟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央行沟通释放的乐观情绪信号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会受到央行“言行不一”的抑制作用及高政策透明度的促进作用的影响。另外,区分正常时期及危机时期后分析发现,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央行沟通文本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不再具有U型关系,而是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沟通的预期管理效果更好。

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发展带来跨境资本流入加速扩张,跨境交易中滋生的洗钱犯罪将对国家的投资声誉和金融秩序构成威胁,一国反洗钱（AML）监管系统有效性在完善洗钱治理和吸引外资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基于179个国家2011—2020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金融发展条件下AML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入的门槛效应及影响渠道,发现AML监管对跨境资本流入存在正向门槛效应,且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门槛时效应显著。影响渠道分析表明,AML监管通过制度质量和通信基础设施两条渠道正向影响跨境资本流入,但仅对低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区间的国家作用显著,对高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区间的国家效果有限。中国应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完善AML治理体系,平衡AML通信基础设施的“双刃剑”作用,加强国际协同洗钱治理,监测、引导跨境资金健康、有序流动。

本文首先对碳中和目标下低碳转型对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进行定性分析,然后以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核心构建低碳转型风险因子,基于我国上市银行2007—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压力测试,评估低碳转型压力因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转型呈现出明显的“资产搁浅”效应,是银行风险的冲击来源;随着企业资产损失的上升,低碳转型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加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压力测试表明：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假设情景下的压力测试结果均比现实数据数值高;在假设情景的中、重度冲击下,低碳转型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比轻度冲击更显著;大型商业银行的低碳转型风险较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比大型商业银行更大的低碳转型风险,低碳转型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

本文利用国际清算银行2010—2022年三年一次的调查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能否以及如何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研究发现：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设立以后,东道国和地区人民币外汇交易份额显著增加,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能够发挥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人民币投融资功能的增强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缓解是清算行发挥培育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清算行仅显著提升了即期交易份额,对外汇掉期、远期和期权等其他产品的交易份额影响不明显;清算行对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培育作用仅限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和优化清算行布局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间双边证券类资本双向流动数据,系统考察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对双边证券类资本双向流动的作用效果及特征,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政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间的搭配效果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间资本管制政策的跨国协调作用。结果发现：第一,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管制收紧会加剧其证券类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资本流入管制会抑制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证券类资本,上述现象在资本大规模流动时期更显著。第二,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有效性与全球金融周期相关。当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水平较低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双向资本管制均有效;当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水平较高时,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管制失效。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可逆向调节实施资本管制时其证券类资本的流动变化,发挥资本流动缓冲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收紧能够显著提升其资本管制效果。第四,新兴市场经济体间加强资本管制政策的跨国协调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经济体证券类资本跨境流动管理难度,提升资本管制政策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更精准有效地防控证券类资本跨境流动,合理实施资本管制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本文根据二十国集团2016年通过的升级版《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数字金融获取和使用两个维度构建跨国数字金融指数,探索数字金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数字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第二,数字金融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倒U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产生U型影响,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负面影响;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正面影响。第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金融开放和货币供应量强化了数字金融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数字金融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以及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供参考。

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不断细分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引起金融风险在地域间的扩散。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本文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下沪深A股上市企业中39个行业的股票市场表现,分析冲击对我国各行业的总体效应,并基于生产网络视角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总体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生产网络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股市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40%以上来源于生产网络效应;不同行业在生产网络传导链条中的表现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以由行业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度解释;微观层面,拥有美国子公司的中国企业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向国内传导的纽带。本研究为外部冲击的生产网络传导渠道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联动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结合,对于稳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双循环”联动有助于从供给侧降低外资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同时从需求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提高外资稳定性。实证检验发现：“双循环”联动能显著提高外资稳定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及城市层级能够对“双循环”联动的外资稳定效应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双循环”联动通过实现消费升级对稳定FDI产生影响。因此,要推动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绿色机构投资者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绿色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企业专利数据,从投资者注意力视角研究了绿色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提升通过增加参与公司绿色治理的动机和有效性提升了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和绿色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有利于促进绿色机构投资者作用的发挥。经济影响分析表明,绿色机构投资者注意力的提升兼具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和环境绩效的积极经济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新三板（北交所）是我国服务创新性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本文基于中小企业在股票市场、自身经营与财务、产品市场方面成长的关键因素,深入研究了2020年新三板深化改革对平移至北交所上市的精选层挂牌公司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受短期投资者情绪影响,精选层股票挂牌后五个交易日内的表现低于同类型的股票,但挂牌后一年内的表现则要优于同类型的股票;这些公司在挂牌后的经营状况没有显著变化,但是杠杆率显著下降,市场份额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新三板深化改革后,精选层公司（北交所上市公司）运用外部资金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力、提升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投资者对新三板深化改革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结合实证结果,本文对北交所深化改革、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的探索提出了政策建议,也在实证方面为交易所助力中小企业成长提供了中国经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洁的资本动态核算框架,并对中国543家商业银行各年外源增资规模进行了系统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检验银行外源资本补充后的资产负债表动态调整过程,发现银行增资背景下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路径符合调整成本约束下的价值最大化行为特征。由于贷款业务调整成本的存在,银行增资所带来的资产负债扩张空间短期内难以由新增贷款完全填补,金融与同业业务发挥了“资金蓄水池”功能,在中长期逐步释放资金以支持银行扩张贷款业务和进行主动风险承担。本文的分析提供的启示如下：银行补充资本后,金融及同业业务扮演了流动性蓄积的角色,短期内其规模的增加并不单纯意味着“资金空转”;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最终会反映在贷款业务规模及主动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上,政策着力点应聚焦于缩短银行调整时滞。

本文基于双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运用吸收马尔可夫链方法对2017—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终投资数据进行测算,初步梳理了从全球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区域再到中国的主要特征事实,以RECP成员国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最终投资的引致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大国间的最终投资联系较直接,联系更紧密。第二,撤资行为正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第三,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存在对于RCEP区域直接投资的积极意义较最终投资更大。第四,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最终投资整体已下降一个台阶,对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投资不断增加,发起的最终投资以中等规模为主。第五,经济复杂性、制度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RCEP区域引致最终投资的核心因素。本文丰富了“最终投资”的相关研究,为促进国际投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应忽视其产业结构的作用。本文基于全球136个经济体1999—202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浮动汇率制度选择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以国内消费占GDP比重衡量的消费依存度和以服务贸易比重衡量的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中介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随经济体收入水平、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而经济体自身经济发展程度、贸易开放度、持有外币资产比重在产业结构影响汇率制度选择中表现出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相适应。

本文首次研究新兴经济体实施资本管制产生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多边外溢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18个新兴经济体的季度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强资本管制会显著提升本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这一外溢影响主要由资本流入管制,尤其是对跨境证券投资等“热钱”流入管制所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他新兴经济体实施资本流入管制会显著扩大美国流向本国的证券资本规模,增强双边金融联系,进而加强本国和美国之间资本积累的同步性。区别于对“热钱”类资本的管制,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将有助于增强本国经济周期独立性。面对他国资本流入管制的加强,工业化水平更低、与美国双边贸易联系更紧密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加深了对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多边外溢影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