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主办，中国银行研究院、纽约分行承办的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世界经济与中国2024：聚焦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新动能”。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葛海蛟，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ous），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渣打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里昂斯（Gerard Lyons）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

　　主要嘉宾发言摘编如下：

　　葛海蛟（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虽然新冠疫情对社会运行的影响逐渐消散，但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显著减少，突出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全球市场、全球治理规则运行和多边主义框架调整等方面。有效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并实现繁荣发展，需要各国深化开放与合作。

　　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坚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近年来，中国着眼于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广度、深度持续提升，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全球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深度交融，各国进一步加强金融开放与合作，将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将为各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全球金融业应在创新金融合作方式、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解决当前各国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将继续搭建学界、业界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学术沟通和交流平台，助力金融人才的挖掘和培养，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创新理论不断取得新突破，为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和全球金融高质量合作作出新贡献。

　　主旨演讲上半场：全球经济复苏挑战与金融变革

　　江小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多重调整过程中，疫情三年循环紊乱带来的损伤、产能过剩带来的过度竞争需要调整，新旧动能处于转换期。因此，合理增长与困难并存将是常态。未来几年，政策长短期一致性更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增强，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显著，改革、创新、开放加速，适度增长是高概率趋势。从全球看，疫后全球化进程仍然活跃，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占全球GDP比重也稳中有升，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止降回升，数字产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来说，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然是今后发展的重要动能；水平分工成为国际贸易新特点，这使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竞争与合作并存。中央政策多次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努力创造有利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以获得新动能促进国内高质量发展。

　　朱民（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经济周期从增长到放缓，金融周期从宽松到紧缩。疫情冲击形成的产出缺口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未来全球经济逐步进入低增长阶段。国际通胀具有较大粘性，核心通胀和劳动力通胀仍未明显下降，美联储等央行仍将会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以应对通胀。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付息成本将随国债利率上升进一步加重。预计2024年世界将走向中高通胀、中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的“温滞胀”格局，债务风险特别是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将是全球金融最主要的风险。

　　威廉·诺德豪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

　　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全方位、多层次地产生影响。尽管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致力于推动低碳转型，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政策调整举步维艰，低碳转型速度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2℃的温控目标。应考虑三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提高碳定价来纠正气候外部性，并将全球碳价统一；二是推行低碳技术激励机制和补贴政策，例如，开通低碳技术专利申请快速通道等；三是创建具有强制性的气候俱乐部，对参与经济体规定最低碳价，并对非参与经济体征收惩罚性关税。金融业是碳强度最低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为零，能够成功完成低碳转型。凭借在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同各行各业的紧密联系以及强大的分析能力，金融业助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大有可为。

　　主旨演讲下半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李扬（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当前，债务危机阴影笼罩世界，债务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2023年前三个月，全球债务已达304.9万亿美元。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背负的债务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中国债务杠杆率有所上升，其中政府债务增长较多。由于政府债务发行具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需要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并着重解决发债目的、债务购买者结构和债务可持续性这三个问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之一，美国海外净债务变化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将造成重要影响。2006年，美国海外净债务为1.8万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12%。市场对美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的担忧大幅上升。当前，美国海外净债务已攀升至1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0%，发生“突然停止（sudden stop）”和国际收支危机的概率显著提高。中国必须加紧调整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提高海外资产收益率，降低外汇储备在海外资产中占比，将外汇储备压缩到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充足率水平，贯彻执行“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进口的增长。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依靠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我国已过投资高峰期，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为此,金融要加大四个关键节点的投资。一是碳中和与万物互联。能源产业和万物互联是产生颠覆性新技术、新动能的关键领域。预计到2050年我国碳中和需要投资就可达近300万亿元，能够弥补因房地产业衰退造成的投资下降。二是强大的国内市场。要加大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供给端投资。三是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领域。要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研发强度。四是共同富裕领域。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我国贫富分化主要原因。应加大对新市民租赁住房、教育医疗等投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历史上，美联储每一次货币政策紧缩都以经济衰退或者金融危机收场。2022年，美联储开启40年以来最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但美国目前经济仍具有韧性。这主要受超额储蓄、正财富效应和前期低成本融资等三个因素支撑。展望未来，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果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意味着美国通胀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也将超预期。二是高度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尾部效应。2023年虽然美联储只加息4次，但产生的影响较2022年更大。三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如何在扩大开放过程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同时确保国家金融安全，是新的课题和新的考验。

　　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面临较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一是环境危机迫在眉睫。全球变暖的速度加快，《巴黎协定》设定的在未来几年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标很难实现。二是世界秩序变革引发地缘政治矛盾。全球政经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演变，而美国依然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给全世界增加了不稳定性。三是科技发展与政治角力相互交织。

　　中国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和平、合作、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是大国外交政策的典范。未来，中国应该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之下的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将推动全球变成一个日益合作的世界。

　　杰拉德·里昂斯[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渣打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未来西欧的经济问题将由“如何应对通胀”变为“如何刺激增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低利率扭曲了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导致持续加息下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经济脆弱性升高，债务情况不断恶化，西欧多国面临债务陷阱。2024年，在债务高企、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和国家政治局势变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各国将面临较为困难的经济环境，表现为“通胀放缓、经济疲软”的特征。随着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降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衰退，应考虑逐步实施宽松的政策，并保持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