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姜伊晴
国际金融研究. 0(8): 91-105.
本文将汇率传递因素引入小国开放DSGE模型,研究其对中央银行政策选择的影响。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汇率传递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货币政策同时承担着稳定经济与稳定汇率的职能。模拟分析表明,汇率传递主要通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通过比较汇率不完全传递条件下多种政策安排的调控效应,本文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盯住名义汇率的货币政策由于承担着“多目标”压力,将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传统货币政策搭配盯住名义汇率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政策能缓解这一压力。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提升宏观审慎力度能够减少各种外生冲击下的社会福利损失,但边际福利改善效应逐渐减弱。汇率传递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则与外生冲击的性质密切相关,在直接影响汇率波动的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政策能够产生相对最优的社会福利结果,其对社会福利的改善效应随着汇率传递水平提高而增强。中央银行需要根据外生冲击的性质选择是否采取“双支柱”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