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3期 刊出日期:2024-03-12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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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范从来, 赵锦春
    国际金融研究. 0(3):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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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正处在数字化转型时期,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能够为推进中国共同富裕提供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解读。本文通过阐释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全球18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推动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缓解金融约束是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机制。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普惠金融使用程度和提升普惠金融可持续性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经济发展。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互联网普及率高、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小微金融机构分布广以及金融市场准入政策宽松的国家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论据和施政参考。
  • 金融理论与政策
  • 姚东旻, 崔孟奇, 赵江威, 许艺煊
    国际金融研究. 0(3):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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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政府对金融市场规制影响的复杂性及其作用机制是政府进行合理规制的前提。本文将2018年8月14日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限制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研究政府规制对二级市场交易的影响,通过对比不同财力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差异化反应,验证政府规制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规制有效矫正了地方政府债券定价扭曲,高财力地方政府债券定价在一级市场上具有更大扭曲,规制之后其二级市场交易收益率明显上升,而低财力地方政府无显著变化。第二,政府规制使高财力地方政府债券的流动性显著提高,并对交易收益率产生影响,证实了债券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存在联动性。第三,发行定价限制通过“政府规制—发行价格—交易收益率”直接路径和“政府规制—发行价格—流动性—交易收益率”间接路径,共同影响二级市场交易收益率,但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影响交易收益率,初步打开了政府规制影响二级市场机制的“黑箱”。
  • 王珊珊, 黄梅波
    国际金融研究. 0(3):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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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11—2019年54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主权债务占GDP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参与该倡议非洲国家外债流量占GDP的比重,且该结论通过了多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时间异质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等;对于多样化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更多;“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出口、投资、基础设施等中介效应,降低非洲国家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
  • 环球金融
  • 陈学彬, 龙磊
    国际金融研究. 0(3):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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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地缘政治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高水平开放下资本流动管理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包含地缘政治风险的跨境资本流动分析框架,并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重影响机制展开分析。本文使用2002年1月—2022年12月的月度金融数据并构建TV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且对利差、价差和汇率预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中美经济基本面分化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是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机制;投资者情绪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安全资产需求效应,并主要通过价差渠道影响套利机制。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应建议。
  • 金融机构研究
  • 严丹良, 张桂玲, 郭飞
    国际金融研究. 0(3):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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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中国衍生品监管制度和商业银行衍生品业务特征探讨金融衍生工具使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显著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且利率衍生工具和外汇衍生工具发挥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商业银行使用衍生工具通过降低净利息收益波动和不良贷款率减少银行风险,说明使用衍生工具能有效对冲利率风险与外汇风险,开展代客衍生品业务能获取更多客户信息,降低信用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越高,使用衍生工具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越显著;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冲击下,使用衍生工具的商业银行相对于未使用衍生工具的银行表现出更好的经营稳定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商业银行衍生工具使用及风险管理相关文献,为明晰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衍生品业务作用、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提供证据支持。
  • 金融市场
  • 何尧, 张璟, 刘晓辉
    国际金融研究. 0(3): 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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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人工智能变量以生产任务方式引入Balassa-Samuelson模型(巴萨模型),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贬值。本文以工业机器人安装存量表示智能化程度,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Peen World Table 10.0和世界发展指标等数据库构建1993—2019年7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且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的结论在统计上不稳健。拓展分析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第二,分行业而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建筑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第三,OECD成员国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非OECD成员国智能化程度改变对实际汇率影响不显著。
  • 胡小文, 项后军
    国际金融研究. 0(3):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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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 公司金融
  • 王垒, 刘青德, 李宽
    国际金融研究. 0(3):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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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2015—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发债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评级分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会导致市场信息恶化,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分歧会加剧投资者的有限关注约束程度,促使其更加集中于市场信息的获取,这一现象与有限关注理论一致。该结论在考虑了债券价格中异质信息含量和考虑市场定价交易机制后依旧成立。情境分析发现,发债企业的政府和市场担保属性有利于降低在ESG评级分歧背景下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而相对于仅国内评级机构之间产生的分歧,国内外评级机构之间的分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