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1期 刊出日期: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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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理论与政策
  • 邢予青, 孟渤, 高宇宁
    国际金融研究. 0(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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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不平衡一直是困扰两国贸易关系的热点问题。传统分析主要从人民币汇率、美国低储蓄率以及特里芬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除了以上因素,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测算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身存在严重失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统计的前提假设与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现代贸易不一致引起的。传统贸易统计以货物跨越本国国境为前提,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货物跨境已不再是贸易实现的必要条件。跨国企业无工厂的制造方式,以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他国市场的销售方式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典型特征和普遍现象。鉴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特征的“要素收入贸易”这一新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被定义为用来满足中国最终需求的美国的要素收入。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要素收入贸易”核算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总值贸易统计的结果和以增加值贸易统计为基础的结果分别低32%和17%。这主要是由于现存的贸易统计仍然遵循属地而非属权原则,不仅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素收入贸易”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将贸易的标签从传统的“在某国制造”改为“由某国创造”。
  • 吕越, 王梦圆
    国际金融研究. 0(1):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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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与61个经济体在35个行业维度的贸易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究。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吸引外商投资两个渠道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倡议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促进效应并未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行业,而是相对均衡地推动了各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创造。本文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经济效应的研究,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跃升、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 王海军, 刘宇涵, 于明哲
    国际金融研究. 0(1):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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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 环球金融
  • 李坤望, 马天娇
    国际金融研究. 0(1):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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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将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纳入统一框架,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两次外部冲击引发的贸易下滑为例,探究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如何改变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测度及对比两次外部冲击在需求侧对贸易下滑的解释力度,检验全球价值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需求侧冲击可以解释贸易下滑的59.0%,显著低于金融危机时期需求侧的解释力度(71.1%),表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外部需求冲击通过价值链传导产生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减弱。外部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相比非耐用品行业和服务业,耐用品行业的需求变化对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冲击更剧烈,价值链传导的放大效应在耐用品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国家或地区层面而言,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最终需求变化更加敏感;相对而言,中国各行业需求变动均为最小,侧面表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抵御外部冲击的中坚力量。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张冲, 叶茜茜, 丁剑平
    国际金融研究. 0(1):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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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全球182个经济体1999—2021年月度汇率数据,本文构建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的货币“隐性锚”指数(HAI),并对五种货币“隐性锚”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美元“隐性锚”指数始终处于第一位,且近年来进一步提升,2021年达到45.806%;第二,人民币“隐性锚”指数呈倒U形发展,2021年年末人民币以11.892%的“隐性锚”份额超过日元(8.093%)和英镑(11.038%),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23.171%)的第三大“隐性锚”货币;第三,东南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人民币“隐性锚”指数高于其他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和采用非浮动汇率制度经济体的人民币“隐性锚”指数高于其他地区;第四,网络外部性是影响货币“隐性锚”的重要因素,不断提升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稳中有升的人民币汇率以及稳步开放的资本账户水平均有利于人民币“隐性锚”指数提升,加之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未来的网络外部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的研究对全面认知货币“隐性锚”分布、构建较全面的货币国际化指数、提升人民币“隐性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金融机构研究
  • 蒋海, 唐绅峰, 吴文洋
    国际金融研究. 0(1):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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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推导出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相关假说;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建立2011—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管理成本并提高其运营效率,进而抑制其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结构异质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抑制效果更加明显;区块链技术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较大,其次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行业集中度的升高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可视化以及更好地驱动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 项后军, 高鹏飞, 曾琪
    国际金融研究. 0(1):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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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银行要提高对不良贷款考核的容忍度,表明疏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已成为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考察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阶段传导环节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梗阻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偏好水平,且风险偏好的提升会使银行有更强的信贷反应。第二,银行流动性囤积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显著弱化了高风险偏好银行的信贷行为。第三,“梗阻效应”在区域性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刻画出银行普遍进行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梗阻效应”,为了破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困局,应更加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影响。
  • 金融市场
  • 赵征, 黄宪, 苏美佳, 陈张琪
    国际金融研究. 0(1):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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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以来,我国高评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引起投资者与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评级机构的风险预警能力面临考验,评级质量有待深入审视。本文采用国际评级机构的检测指标“平均违约位置”(ADP),基于2010—2021年存续的信用债样本,测算发债企业主体评级的1年期、2年期、3年期和5年期ADP,对评级准确性进行多期追踪检测。通过检测我国评级行业的总体评级准确性,判别违约企业是否普遍存在评级高估,并对比分析八家主要评级机构的评级准确性。检测结果显示: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准确性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和其社会声望也不完全相符。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对评级准确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考察发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评级机构的技术水平和声誉资本等特征对评级机构各期ADP(短期和长期准确度)的影响,探析该影响的释放过程,揭示国有企业评级高估逐步暴露的延后性。依据实证结论,为评级行业和债券市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