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12期　刊出日期：20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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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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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失衡是否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受阻?^*
  Does External Imbalance Hinder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汪青, 陆茸, 杨权

  国际金融研究. 0(1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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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失衡被认为是引发“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但聚焦于经常账户的贸易失衡难以反映真实的失衡状况。本文同时将金融失衡和贸易失衡纳入综合性外部失衡指标,选取1985—2018年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探讨一国外部失衡对其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外部失衡的加剧显著降低了其全球化参与程度,进而阻碍了全球化进程,这一阻碍作用更多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层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失衡对全球化的抑制作用在中高收入、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常账户处于持续性逆差和沿海经济体中更为稳健和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一国外部失衡会通过贸易和金融活动限制渠道引致其“逆全球化”行为。本文研究为探寻和理解引致“逆全球化”行为的原因提供线索,有助于从“贸易调节”和“金融调节”层面合理引导一国全球化参与行为,并为遏制“逆全球化”行为提供相关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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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
  The Effect of Housing Debt on Household Risky Asset Choice

  杨洁, 尹志超, 刘泰星

  国际金融研究. 0(12):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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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金融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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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入^*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孙永强, 马巨伟, 冯乾

  国际金融研究. 0(12):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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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环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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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消极应对还是积极扩张?^*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Cross-Border M&As: Passively Respond or Actively Expand?

  罗宏, 陈韵竹, 白雨凡

  国际金融研究. 0(12):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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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政策频繁变化,如何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稳业务、降风险、谋成长,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方式,从众多风险因素中识别企业个体感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了企业海外并购的可能性,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第二,动因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出于保有海外市场、降低风险以及成长动机进行海外并购;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度距离更小以及毗邻国家进行并购;第四,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较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海外并购能够提升企业长期绩效。贸易环境频繁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主体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为企业如何应对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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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自留能抑制信用风险承担吗?^*——基于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数据的实证研究
  Can Risk Retention Mitigate Bank Credit Risk?—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redit Asset Securitiz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郭桂霞, 张尧

  国际金融研究. 0(12):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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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手动收集了中国2005—2020年的风险自留相关数据,构建包含证券化资产池和分层资产支持证券层面数据的微观数据集,实证研究了商业银行发起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自留以及风险自留监管要求对银行信用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风险自留比例能够通过发信号效应向市场传递资产池质量信息。其次,风险自留比例的提升有助于抑制银行的信用风险承担行为。再次,风险自留的作用主要通过抑制银行加杠杆和配置高风险资产来实现,而增强银行对资产池的甄别激励和监督还款激励的两大传导机制并不显著。最后,以“21号文”为政策冲击,使用标准双重差分模型和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结果表明,风险自留水平突降将削弱上述抑制作用。本研究不仅为中国继续实施风险自留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及其监管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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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扩充途径与机制研究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of Bank Capital Ratio Adjustment

  邓凯骅, 李梦祎

  国际金融研究. 0(12): 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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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I最终方案标志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体系正式迈入后危机时代。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131家银行2013-2019年数据进行分解,本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升主要依赖内源性资本扩充,大部分来自留存收益;风险加权资产占比只在极少数银行有下降;前期缓冲资本水平较高的银行面临总资产和风险业务的高速扩张。进一步研究表明：大型银行的风险资产管理更规范,2014年施行的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显著降低了试点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占比,其作用机制为调整贷款结构和改进银行风险权重。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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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定美元、资本急停与产出效应^*
  US Dollar Anchor,Sudden Stops and Output Effect

  梁锶, 兰可

  国际金融研究. 0(12):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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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31个发达经济体和28个发展中经济体1990—2019年季度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六类资本急停产出效应的方向和程度,重点考察锚定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否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并利用中介模型对锚定美元影响资本急停产出效应的中介渠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总流入且总流出且净流入型资本急停（SSION）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发生总流入且净流入型资本急停（SSIN）的负向产出效应也很显著。锚定美元对发展中经济体SSIN、SSION负向产出效应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经常项目是发展中经济体锚定美元影响SSIN、SSION负向产出效应的中介渠道。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各经济体,尤其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防范资本急停负向产出效应,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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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How Does Financialization of Entity Enterprise A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冉芳, 谭怡, 康文静

  国际金融研究. 0(12):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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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