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2期 刊出日期:20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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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
  • 黄达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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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栏
  • 李建军, 李俊成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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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起步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RSR和TOPSIS综合评价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对提升经济总量、人均产出水平,降低失业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金融要素对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融资风险、融资效率与融资成本等金融要素是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提出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启示性对策建议。
  • 蔡彤娟, 林润红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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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币汇率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动态联动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VAR-DCC-MVGARCH-BEKK模型检验了人民币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动态相关性、波动溢出效应与联动持续性。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所选取国家具有一定的区域辐射性: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正的时变相关性、一定的联动持续性,但是这些辐射能力并不强,表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的接受、认可程度仍然不够。应继续开展和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认可程度;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离岸市场、海外债券市场建设,时机成熟时建立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加快境外开发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试点和推广。
  • 金融理论与政策
  • 苏乃芳, 李宏瑾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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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货币政策货币调控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条件变化的分析,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最优货币政策框架下,对相机抉择、完全承诺最优货币规则和简单规则三种货币决策方式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规则行事货币政策的社会福利损失及通货膨胀和产出偏差都要明显优于相机抉择,面临冲击下的产出和通胀波动更加平稳,因而我国货币政策亟须向规则行事转型;简单规则可以很好地近似完全承诺最优货币规则,这为今后探索并采用符合中国实际的泰勒规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 李威, 朱太辉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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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但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推动经济复苏。解释好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源上重新审视货币信贷创造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外生主导还是内生主导。本文将货币增长率引入传统的泰勒规则方程,构建了一个检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六部门DSGE模型,并通过贝叶斯技术估计货币增长率与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对货币信贷创造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外生性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货币增长率与利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货币信贷创造和货币政策传导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正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信贷创造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内生性相对于外生性更强,美日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从供给方增加货币供给,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和抑制经济的下滑态势,但难以刺激总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绳子”效应。
  • 环球金融
  • 赵新泉, 陈旭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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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增长率高于利率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当经济增长率低于利率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1980—2014年9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估算了总体样本、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样本国家的政府债务转折点为95.56%~102.68%,但是政府债务阈值的大小在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的政府债务点为111.42%~128.37%,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债务阈值为92.69%~110.68%,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明显高于新兴经济体。
  • 金融市场
  • JeffreyFrankel, 谢丹夏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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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理解人民币汇率制度实际改革进程,本文运用综合计量技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实施改革以来12年间的真实演变过程。我们发现,除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10年,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一直处于不断提高之中,而“一篮子”货币中赋予美元的权重从改革最初的高于0.9逐渐降低到近年来的0.45-0.50之间并趋于稳定。我们特别对“8·11汇改”后汇率制度的演化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8·11汇改”进一步提高了人民币的浮动性和市场化程度,之后一系列后续改革措施的出台,体现出“渐进性”“稳健性”和“累加性”等诸多特点。本研究不仅分析总结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实际效果与经验,对其他国家的相关改革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 王道平, 贾昱宁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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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次运用基于我国微观调查的大宗商品信心指数(CCI)数据,采用有向无环图技术(DAG)以及基于有向无环图的VAR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投资者情绪、大宗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同期及动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同期而言,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投资者情绪变化与通货膨胀水平、大宗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均存在双向影响关系;中长期而言,投资者情绪能够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率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水平变化也能够反映市场情绪冲击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机制。
  • 刘威,杜雪利,李炳
    国际金融研究. 376(2):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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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基于产品技术含量的出口复杂度指标测算中国制造业26个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并以股市发展为例,利用静动态面板方法检验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金融发展均可通过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影响中国行业出口复杂度,而技术研发效率影响仅在长期显著。第二,金融规模通过三条渠道对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影响显著大于金融效率效用。第三,金融发展主要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较大正影响,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效应偏低。第四,行业出口复杂度提升存在惯性效应,前一期出口复杂度对当期会产生较大正影响。